§新乱已起，旧乱未了（2/2）

十二月，张广泗又让汪结提供了新情况：“去年六月内，提督撤兵起身之后，总兵宋宗璋还在腊盖的时候，我就打听得班滚实未烧死，但不知他藏匿的所在，就禀了总兵宋宗璋和游击罗于朝。后来撤到旷域顶，我又打听得班滚藏在空七寨一个山洞里。那洞内有水有柴，可以久住。我又禀了宋宗璋。宋宗璋听了甚是愁怕，叹了一口气说，如今叫我有什么法呢？”果真如此，汪结此人，并不如皇帝先前以为那样奸猾，而是总兵宋宗璋等人怠惰了。

皇帝传谕：“令其据实即速奏明，不得稍有回护。”

后又复查前线卷宗，“当时捏报烧毙之处，检阅卷宗，有庆复驳回李质粹原咨，李质粹遂添入‘火光中望见悬缢贼番三人，班滚、恶木劳丁、姜错太皆已烧毙’之言，庆复即据以入告”。也就是说，庆复不管战果如何，只看材料扎不扎实。材料不扎实，就驳回重做。那个时代，这是不是普遍现象我不知道。但在今天，领导把上报材料驳回重写的情况比比皆是，只是大多无关人的生死，而是种种统计数据了。这就说明，庆复这个瞻对战事的最高指挥官，不是被下属蒙蔽，而是明知实情而通同作弊了。

到此之时，皇帝终于明白，所谓瞻对之战，就是一场费了真金白银唱了多半年的大大的假戏了。

当即谕令：“大学士庆复自皇考时屡经擢用”，我父皇雍正时就对他多次提拔，“历任尚书，朕即位之初，用为大将军”，以后我如何重用于你就更不用

多说了，但瞻对的事情败露，我要包庇你也不可能了，“朕自张广泗奏到，数日来为之反复思维”，上至倚为国家栋梁的一品大员，下至游击罗于朝这样的基层军官，都无一人认真为国家效力，而是通同作弊，瞒天过海，皇帝自然是该有几个晚上睡不安生吧。“国家能保千百年无兵革之事乎？若统兵之人皆如此欺罔，其所关系尚可问乎？”

“夫世戚旧臣皆与国共休戚之人也”。庆复啊，你们这些皇亲国戚，这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啊，我们是一个休戚相依的共同体啊！你怎么能这样？你们怎么会这样？！“庆复思及此，亦将不能自恕！且以台辅大臣受国家厚恩，何以于此等军机重务通同欺罔，一至于此！若谓一时误信，或因用军既久，边外番地不得不如此了事，此等情形不宜题达宣示，亦应密行陈奏，乃始终并未据实奏明。今既通盘败露，法纪所在，朕虽欲宽之而无可宽，庆复著革职，家居待罪。”

“李质粹现在刑部监禁，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，将此案情节彻底研讯，有应问庆复之处，一并讯问，逐款审明，按律定拟具奏。”

还有作为钦差大臣派往前线的班第、努三二人。

“朕从前因班第、努三进兵瞻对，宣力效劳，厥有成绩，是以将伊等及所带侍卫官拜阿唐等等一并交部议叙。朕又施恩令班第在御前行走。……班第、努三虽系协同庆复办事之人，未深悉地方形势，与庆复、李质粹专令带兵者不同。然伊等在彼并不详察，亦从而谓班滚烧死，率行具奏，殊属冒昧。此事既经显露，伊等议叙所加之级随往侍卫官拜阿唐等议叙之处，均一并注销。班第、努三不必在御前行走，著在乾清门行走。”

宋宗璋、马良柱两员武将，正在金川前线苦战，皇帝从别处调了同级军官去到前线，本意是要代替这两个人。不想，前去替代的人临阵懦弱，指挥无方，才能与勇气更在这两人之下，只好将两人仍然留在前线效命，暂不处置。

此时的班滚在瞻对过得却颇为自在。

张广泗派一名喇嘛叫雍中班吉的前往瞻对察看，其自在情形是这位喇嘛亲眼所见，汇报给张广泗，张广泗又上奏皇帝。

“委员往察，始知班滚安踞如郎，并不畏人知觉，且日与附近土司如德格、霍尔甘孜、章谷、孔萨、麻书、朱倭等往来赠遗不绝。查此一带土司，皆上年从征瞻对者，今复与班滚往来，非尽反而从

寇也。盖番夷邻近，天朝征兵则奉调从军，事竣兵退，有私仇者仍为仇敌，无仇怨者仍归于好，夷俗如此。”

我们记得，瞻对战事结束时，西藏方面**喇嘛等大人物都出面请皇帝对于班滚网开一面，加上原来支援战事的江卡藏兵擅自撤回，让皇帝起了大疑心，认为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文化与宗教的分别，似乎是他建立大一统国家难以逾越的障碍。那时，西藏纳入清廷治下才几十年，就已经发生若干战事。康熙年间，曾派皇子率大军亲征。最后的结果，是将**所属教派和颇罗鼐世俗贵族等扶助成统治西藏地方的核心力量，但在对并不属于西藏管辖的瞻对战事中，他们的同情却在与其同种同文的班滚身上。为了大局安定，皇帝知道不能因此深责于**喇嘛及颇罗鼐等人，便把怒火撒在驻藏大臣傅清身上。张广泗也许深知皇帝这一心理，自己却也冷静，所以，才在奏折中说，这也是“夷俗如此”，“上年从征瞻对者，今复与班滚往来，非尽反而从寇也”，倒也冷静而客观。

张广泗这样的观察也是另有事实依据的。

按清代的土司设置，里塘是宣抚司，品级高于崇喜土司与下瞻对土司，理论上这些土司都要归里塘土司辖制。瞻对战后，庆复将原正土司废为副职，将汪结封为正土司，当地各土司并不心服，“近因将汪结被授宣抚司，其属下遂有烦言”。加上此时汪结又率里塘土兵随官军参加征剿大金川之役，瞻对里塘一带土司豪酋们便又复归于无政府状态。藏区土司豪酋们此类表现，本属惯常，但皇帝会认为有损国家体面，上侵天威，都欲平之而后快。却又不能四处举兵，便时时责怪于臣下。张广泗没有这样的期许，态度自然就冷静一些，他说，“盖番性易动难驯，寻仇报怨是其常事”。其实，四出夹坝也同样“是其常事”。这一地区处于这样的社会发展水平，纵马夹坝，快意恩仇，自是其文化观念中英雄主义支配下的自然习惯。超越社会形态加快文明进化需要输入更先进的文化更先进的管理，但清廷推行的土司制目的在抑制藏区落后制度中的野蛮与无序，只是用“多封众建”“以分其势”，以画地为牢来抑制豪强们扩张的冲动。那些事实上被圈禁于封地中的土司们，特别是土司辖地上的百姓并没有从这种制度中得到任何一点好处，所以几乎像出于本能一样，要来挑战这种强制性的制度。

（本章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