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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给皇上与太子讲课的，被称为帝王师

张居正于嘉靖二十六年考中进士，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。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后研究生。翰林院是国家的重要人才库。凡新科进士选拔进来，当了庶吉士，只要不犯过错，日后必为朝廷重用。明代的内阁辅臣，多半都是庶吉士的出身。张居正当庶吉士两年时间，大量研究历朝的典章制度以及治国之道。两年以后他就有了一个实际的官职——翰林院编修。翰林院类同于朝廷的智囊机构，人们习惯称在里头供职的官员为“词臣”，若为皇上讲学，则称为“讲臣”。

张居正在翰林院里，词臣与讲臣都当过。在古代，给皇上与太子讲课的，被称作“帝王师”。张居正当讲臣是在嘉靖皇帝执政期间，被安排到裕王府中讲课。裕王朱载垕是嘉靖皇帝的第二个儿子，太子死后，他就成了皇位继承人。嘉靖皇帝于1566年去世，朱载垕继承了皇位，是为隆庆皇帝。一般来讲，新皇上登基，都会起用旧邸老臣。所以，朱载垕登基不久，就将张居正拔擢为文渊阁大学士，入阁参赞机务。

2．入阁前，仕途并不顺利

进入内阁之前，张居正的仕途并不一帆风顺，他从未做过地方官，没有封疆大吏的经历。他年轻时的大部分光阴，都是在北京度过。当时的内阁首辅是奸相严嵩，加之嘉靖皇帝沉迷斋醮道术，张居正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。三十多岁时，他因为身体不好，回老家江陵休养了五年。后来又回到京城，当了国子监二把手，他在这个任上又工作了好几年。国子监在明代也称为太学，是国家最高学府。国子监的一把手叫祭酒，相当于校长；二把手叫司成，相当于教务长。张居正到国子监当司成的时候，国子监的祭酒是高拱。高拱于隆庆二年当上了内阁首辅，比张居正早入阁三年。两人的入阁，都得力于当时内阁次辅徐阶的提携。徐阶是江苏松江人，嘉靖初年的状元出身。

这位徐阶是一个非常老练的政治家，他当次辅时的首辅是严嵩。大家知道，严嵩当了二十多年的首辅，有能力、有才华，但心术不正，且贪鄙成性。与他共事，就是“与狼共舞”，始终都不会有安全感。徐阶居然与之相处平安无事，可见他有高超的政治智慧。既保全自己，又不同流合污。这一点，很少有人做到。

张居正与高拱在国子监的时候，可谓同气相求。好批评时政，常常表露对严嵩的不满。徐阶劝他们隐忍，并刻意保护。徐阶很欣赏张居正的才能，他当了首辅后，就把张居正从国子监提拔到礼部当了左侍郎。礼部相当于今天外交部和教育部的职能，还兼管民族与宗教，权力很大。明代的中央政府一共有九个一级衙门，我们称之为大九卿。哪九个衙门呢？吏部（管干部）、户部（管财政）、礼部、兵部（国防部）、工部（工业和经济管理部门）、刑部（公安部）；六部之外还加上一个都察院，相当于现在的***一类的机构；还有一个大理寺，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；还有一个通政司，类似于中办或国办，传达号令的地方。这九个部门的一把手，六部都叫尚书，都察院叫左都御史，大理寺叫评事，通政司叫通政使。这些衙门里的一把手或者二把手通称为堂上官。六部的二把手叫左侍郎，三把手叫右侍郎。张居正从国子监的教务长升职礼部左侍郎，官职提了四级，从正五品提到了正三品。

张居正当了礼部左侍郎一年后，嘉靖皇帝去世，隆庆皇帝登基。张居正从礼部左侍郎提升为吏部左侍郎。这两个官职，看起来是平等的，但因为吏部类似于今天的***，是替皇帝选拔和管理人才的，所以吏部尚书被称为天下文官之首，也被称之为“天官”。张居正从礼部左侍郎调任吏部左侍郎，是一种高升。但是张居正并没有实际到任，只是有这样一个待遇，以这样的资历升任文渊阁大学士，在隆庆元年，张居正就入阁当了辅臣。

3．内阁的体例因时而变

明代的内阁，是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后创设的一个机构。创设的初衷，是选几个谙熟朝廷典章制度的文臣给皇帝当顾问。所以，入阁的辅臣都必须有大学士的资格。可见，内阁最初只是一个秘书机构。演变到后来，内阁的职能发生了变化，辅臣又开始承担起宰相的角色。但选拔辅臣的规矩没有改变，入阁之前，必须先有大学士的资格。内阁中的一把手称为首辅，余下的称为次辅。内阁的辅臣多少，没有定编，最多时有七八个，少时只有一两个。内阁和今天的***差不多，首辅相当于总理，辅臣相当于副总理。张居正入阁才四十二岁。在今天看来，这么年轻就当上***副总理，根本不可能。所以说，张居正真正的政治生涯，是他进入权力中枢之时，也就是从四十二岁开始。

张居正入阁之初，首辅是徐阶。一年后，接替徐阶担任首辅的是张居正的老搭档高拱。高拱比张居正先入阁两年，本与徐阶关系不错。他之入阁，徐阶起了不少作用。但后来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积下嫌怨，矛盾越来越大，最后不共戴天。首先是徐阶把高拱排挤出了内阁，让高拱回到了老家，接着又是高拱翻盘，把徐阶排斥回了老家，他回到内阁当了首辅。

4．两虎相斗护其弱

在高拱与徐阶的争斗中，第一次检验了张居正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平衡能力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他的恩师，一个是他的盟友。这样两个人掐起来，张居正既不能帮助高拱整徐阶，也不能帮助徐阶整高拱。他暗自为自己订了一个行事的原则，即两虎相斗时，自己决不参与，但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弱势的那一方。比如徐阶比较强势，高拱比较受压时，他尽量采取一些办法保护高拱。后来高拱强势，几欲把致仕在家的徐阶置于死地，他这时候便和徐阶关系密切起来。有一次高拱要惩处徐阶的儿子，说他在乡里横行不法，还把他抓进了大牢。张居正依靠他的能力，使徐阶的儿子免受惩处。这件事情让高拱非常不满意，有一次他闯进张居正的值房，把张居正狠狠说了一顿。他问：“我听说你收了徐阶三万两银子，然后徇私情，把他儿子的事情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，有这个事吗？”历史记载，张居正听了高拱的指责以后，用手指天剖白自己，言词甚苦。就因为这件事，高拱和张居正两人之间开始产生了隔阂。

高拱入主内阁柄政时，内阁还有李春芳、赵贞吉、殷士瞻、张居正等四位辅臣。在连续三年的时间里，高拱把除了张居正之外的三个辅臣全部排挤出了内阁。在别人被排挤时，张居正一是保护自己，二是采取附和高拱的态度。这一期间他们既有矛盾又有联合。到了隆庆四年，内阁只剩下高拱和张居正，两个人的矛盾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表面化了。

民间有一句话“一条绳拴不住两头叫驴”。高拱与张居正两个人，都有经邦济世之才，都想干一等大事，心中也都很有主见。任何一个单位，大至国家，小至处室，如果***都是很有主见的人，都想坚持己见，就没有办法以谁为主了，就无法建立起团队精神。隆庆四年的内阁就是这种状况。尽管高拱与张居正在对待西北军事问题上，在对待蒙古的问题上，在对待开放、海禁的问题上，执政的理念与方针基本一致，但在用人问题上，却经常发生龃龉。

高拱在当时是最有权势的人物，他不仅仅是内阁的首辅，同时还兼任了吏部尚书。除了朝廷的行政权，他还把人事权牢牢控制在手里。这就相当于今天的***总理，还兼着***长一样，这个权力实在太大了。

我在《张居正》一书中写到两人矛盾的爆发，是因为两广总督的人选问题。因为当时广西的一些瑶民造反，占山为王，两广总督李延率兵去剿匪，剿了很长时间，不但没有取得胜利，反而土匪越剿越多。其军费开支也没有节制，耗费了大量的国库银子。张居正认为此人非换不可，并推荐了他的同年殷正茂接任。开始高拱坚决反对，其理由是殷正茂有贪名，在江西巡抚的任上，就有人来信揭发他贪污受贿的行为。当然，这件事是控告有名，查证无实。高拱拈出这档子事来，是个托词，真正的理由是因为殷正茂与张居正同为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，属于同年，私交不错。但在隆庆皇帝病重期间，高拱审时度势，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他忽然主动提出让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。这时候仍有人对高拱说殷正茂有贪名，喜欢钱。高拱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给他二十万银子让他贪，只要他能够把剿匪这件事办好，就让他贪了。”我写这段故事并非全是虚构，高拱对殷正茂态度的转变，明史有明确记载。高拱在用人问题上不拘一格、量才而用，这是他的可贵之处。但在用谁的问题上，他却比较自私，因为受了朋党政治的影响，他习惯用门生故旧

，亲戚乡党，就为这件事，他与张居正的矛盾与分歧越来越大了。

到了隆庆六年，也就是1572年的夏天，隆庆皇帝死后，两人矛盾终于彻底爆发了。隆庆皇帝朱载垕三十六岁驾崩，留下一个皇后、一个贵妃、两个儿子。大儿子朱翊钧十岁，小儿子潞王四岁。按照规矩，皇后没有生孩子，如果妃嫔生了孩子，名义上的母亲必须是皇后，称为嫡母，而他的母亲就称为生母。这时候刚刚登基的万历皇帝朱翊钧，其嫡母陈皇后不过三十二岁，生母李贵妃也才二十八岁，他自己也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。主少国疑，国家管理的链条好像突然一下子断了。这时候内阁的权力变得非常大，因为皇帝不能亲政，内阁跟皇帝沟通要靠一个中转部门——司礼监。司礼监和内阁是什么关系呢？司礼监是一个太监的机构，紫禁城里有二十四监局，里面有一套完整的小社会。这二十四监局里，比如尚官监，相当于组织部，管太监的提拔和惩处；供用库相当于财务部，替皇上管财产；衣帽监是管皇上的穿戴……总共二十四个衙门，另外加上一个商业机构宝和店，皇上做生意的地方。还有一个东厂，皇上亲自管理的特务机构。总管这二十四个监局的，就是司礼监。司礼监有一个掌印太监，下面还有三到四个秉笔太监，为皇上批复文件。司礼监的掌印太监一般叫做“公公”，或者“爷”。内阁和皇上打交道，大臣要见皇帝，呈文件都要通过司礼监。因此政令是否畅通，首先决定于内阁和司礼监的关系。隆庆皇帝上任之初，免除了司礼监掌印陈洪的职务。按照资格，接任掌印太监的应该是冯保。冯保资历非常老，已当了很多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，其地位在太监中排在第二。论他的资历，顺理成章应该由他接任司礼监掌印，但高拱觉得他控制不了这个人，因此就向隆庆皇帝力荐孟冲接任。孟冲出身御膳房，给皇上做饭的。隆庆皇帝有一个特点，非常喜欢吃驴肠，御膳房每天杀一头驴，为的是让隆庆皇帝吃上新鲜的驴肠。而最会做驴肠的就是孟冲，因此隆庆皇帝对孟冲也很赏识，便同意了高拱的推荐。

高拱突然把孟冲推到司礼监掌印的高位，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。孟冲知恩图报，在司礼监任上四年，对高拱俯首帖耳、言听计从，因此高拱跟皇上的联络十分畅通。隆庆皇帝一死，形势立刻发生了变化，因为万历皇帝是个十岁的孩子，凡事都依赖他的大伴儿冯保。冯保一直是万历皇帝的男保姆，晚上还带着他睡觉。万历皇帝小时候闹百日咳，整晚不睡觉，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他安静，就是骑在冯保的背上，把冯保当马骑。冯保就趴在砖地上绕圈，一停下来万历皇帝就哭。所以冯保只有一夜夜地在地上转磨儿，膝盖都磨出了血。万历皇帝对冯保产生了依赖之情，从来不喊冯保的名字，就喊他“大伴儿”。李贵妃也很喜欢冯保。在当上皇帝的当天，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，万历皇帝就让太监送一道中旨到了内阁，免去孟冲的司礼监掌印职务，改由冯保接任。

5．高拱与李太后作对，终遭免职

一听这道圣旨，高拱没有思想准备，因此很生气。生气的原因是：第一，这种重大的人事任免不但没有经过他同意，连事先通气都没有做到；第二，圣旨颁行，在明代有一整套规矩：当一个大臣向皇帝汇报问题时，要写成奏章，通过通政司送到司礼监，司礼监念给皇帝听了以后，皇帝不提任何意见，便把奏章发还给内阁。由内阁辅臣根据朝廷的制度以及具体情况拟出一个回答的方案，叫做“拟旨”。代皇上拟好圣旨以后又送还司礼监。如果皇帝同意辅臣的意见，就由秉笔太监用朱砂笔工整地抄写下来，再发布。如果皇上不同意，就发还内阁重拟。所有的圣旨都要经过票拟，拟完以后经过皇上同意再发下来的叫做圣旨。如果没有经过内阁辅臣票拟而由皇上直接发下来的指令，称为中旨。十岁小皇帝的第一道圣旨就是中旨，这让高拱感觉到内阁的相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，何况中旨的内容也使他极为不满。当时高拱就把中旨摔到地上，传旨太监吓坏了，说这可是皇上的谕旨。高拱说：“什么皇上的谕旨，都是你们这帮太监搞出来的！迟早要把你们都赶走！皇上一个十岁的孩子，他懂得什么？”太监回去把话告诉了冯保，冯保立即进乾清宫向李贵妃母子告状。但他改变了一点内容，禀报说：“高胡子说，十岁的孩子能当什么皇帝？”据说，李贵妃和朱翊钧母子二人听了这句话非常震惊，也很害怕，两人抱着哭了一场。所以万历皇帝一直到老，终生都不肯原谅高拱，非常记恨他。就因为这件事，在冯保的撺掇之下，李贵妃和小皇帝作出了决定，撤掉高拱内阁首辅的职务，让张居正接任。

决定历史成败的往往就是一个细节。因为高拱接中旨的态度，也因为高拱和冯保的长期结怨而导致了高拱的下台。让高拱下台的旨意由皇后、皇贵妃、皇帝三人共同颁布。抬头是皇后懿旨、皇贵妃令旨、皇上圣旨。这道旨非常严厉，要高拱接旨后立刻起程回老家闲住，一刻也不准在北京停留。所以当圣旨传达后，立刻就有一帮锦衣卫，类似于今天的武警，把高拱押送出北京。仓促中老两口只得雇一辆牛车，凄凄惶惶地走出了宣武门。就这样，高拱永远离开了北京，也离开了权力中枢。张居正治国的十年生涯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。

6．《病榻遗言》的记载不大靠得住

张居正取得首辅职位的过程，遭到不少人的非议。高拱写了一部回忆录《病榻遗言》，对张居正的攻击非常厉害。说他与冯保结盟，窃取权柄。如果认真探究，就会发现高拱的话站不住脚。

在《病榻遗言》里，高拱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：隆庆皇帝病重时，有一天他从文华殿旁边的恭默室走出来，看到张居正的书办（也就是今天的秘书）姚旷拿着一沓厚厚的信札往前走。看到高拱后，姚旷赶紧折道，想绕开他。高拱一看不对，叫他过来，要看他手上的东西。姚旷不敢不给。高拱一看，原来是张居正写给冯保的信札。其因是冯保就几件事情的处理向张居正讨教，张居正给了他回答。这件事放在平常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但在皇上病重、局势微妙期间，张居正这么做，便被高拱视为是一种背叛。因为此前，高、冯两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。高拱虽然有谋略，但无城府。放走姚旷，他就回到办公室找来张居正，怒气冲冲斥道：“你背着我跟冯保结盟，还给他支着儿，你什么意思？”张居正解释说：“冯保弄不懂的事，我给他提点建议，仅此而已。”高拱认为这种解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便将这件事讲给自己的门生听，大家都替老座主抱屈。

这件事过后不久，冯保接替孟冲当了司礼监掌印。高拱决意要和冯保拼个鱼死网破。于是下令让自己的门生连上三道奏疏，弹劾冯保。如果一定要万历皇帝与他的两位母亲，在高拱与冯保之间取舍，他们当然会驱逐高拱而保护冯保。即便没有张居正，高拱的去位也无法逆转。但高拱不这么看，他认为是张居正谋夺他的首辅之位而与冯保建立起政治联盟，因此到死也不肯原谅张居正。

7．王大臣事件的处理表现出张居正的能力

高拱去职后不久，发生了一件事情。有一个人穿着一身太监服，大清早在乾清宫门前探头探脑地张望。小皇帝朱翊钧发现了，觉得形迹可疑，便让太监赶上前把这个人抓住了。一审问，发现他不是太监，而是一个部队的逃兵，叫王大臣，在京城里鬼混。他认识了宫里的太监，就借了这位太监的衣服和腰牌，跑到宫里来看新奇。冯保听说这件事之后如获至宝，把王大臣关进了东厂，还在他身上放了一把刀，说刀是在他身上搜出来的。王大臣说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冯保说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保你没事儿。你就说是高胡子指使你进来向小皇上行刺的。谋杀皇帝可是要诛灭九族的事儿，王大臣不敢这么招认。但架不住冯保一再威胁、引诱，他只好答应。三堂会审，王大臣便按冯保的要求招供，诬陷高拱。这么重大的事件，皇上、两宫太后亲自过问。三堂就是东厂、大理寺、刑部这三个执法机构，一起来审案子。在审的过程中，王大臣一口咬定高拱派他来行刺皇上。

王大臣的口供传出来，整个京城舆论一片哗然。大家都知道，若按王大臣的口供追查，高拱不会有命了，他的家族也会受株连。冯保向皇上奏明，要锦衣卫即速前往河南将高拱抓起来，押到京城严审。这时候在京的很多大臣都替高拱担心，纷纷来找张居正。有一天，左都御史葛守礼和吏部尚书杨博代表百官来到张居正家中。葛守礼说：“张阁老，高拱现在命在旦夕，只有你能救他。”张居正回答说：“我哪救得了他？冯保和皇上对高拱如此仇恨，我

也没什么办法。”大臣们很失望，觉得张居正也成了冯保落井下石的帮凶。张居正口头上这么说，其实已经在想办法了。

当冯保准备派人去抓高拱时，张居正对他说：“我们证据还不确凿，单凭王大臣一个人的口供不能作出决定。”张居正在拖延冯保的同时，又向这个案子的主审官面授机宜，要他如此这般行事。第二次三堂会审，主审官把高拱的家人和一班闲杂人混在一起，让王大臣辨认，结果王大臣一个都不认识。经这么一测试，就证明王大臣的口供都是假的。

这一来，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明白冯保蓄意陷害高拱，一致要求将王大臣严审，要他交出幕后指使人。张居正说：“不要审了，打回大牢。”为什么不要审了？张居正心里明白，再审下去，王大臣就会把冯保兜出来。虽然冯保会因此陷入被动，但还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垮台。因为两宫皇太后与皇上也都记恨高拱，所以他们仍然会袒护冯保。经过一番斟酌，张居正让办案的人给王大臣喝了一杯生漆酒。喝下去之后，王大臣就成了哑巴。第二天再审，王大臣既没有办法说是冯保指使，也没有办法说是高拱指使。就这样，一场非常大的危机被张居正的智慧化解了。这样，既保全了高拱能平安度过晚年，又顾及了冯保的面子，不至于让他与内阁重新结仇。应该说，这件事处理得非常漂亮。从这件事可以看出，张居正满腹韬略且性格沉稳，不管面对多么复杂的局面，都能从容应对。

8．处理人事问题，从不意气用事

在处理人事问题上，张居正从不意气用事。这是典型的宰相品质。所谓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，就是要像弥勒佛那样“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”。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并不是放弃原则，当和事老。而是指做事的气量和度量，对人宽、对己严，就可成就大事。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曾经在家里开了一个会，把管家和仆人都找来，跟他们打招呼、约法三章：“我当了首辅，你们不要仗我的势胡作非为；更不许你们同官府的人打交道。”张居正不是说说而已，而是惩罚严厉。他的管家游七因为娶了一位官员的妹妹做姨太太，被张居正知道以后打断了腿。他从不在家里见官员。他说：“我有值房，有公事儿到我的办公室谈，在官场我没有私事儿。”可见他是非常谨慎的，因为他知道官场险恶，是非很多。更因为他要推行“万历新政”，所以一开始就回避朋党政治，廉洁奉公。

张居正主要的功绩在我的小说里写到了，史学上也有定评，就是从万历元年他接任首辅之后推行的“万历新政”。他整饬吏治，对干部的管理实行考成法；梳理财政，进行驿递制度改革，皇上与国家财政分灶吃饭；以及他的一条鞭法，减轻农民负担，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系列改革，都是非常成功的。我认为“万历新政”这些成就的取得，主要是有一个拥护改革、实意办事的***。

大家知道，无论是做好一个公司、做好一个项目，还是管理好国家，都必须要有一个优秀的精英团队。用团队的力量、团队的智慧、团队的精神，实现既定的目标。但在组建团队，也就是选拔人才时，往往会遇到一个绕不过的问题，即我们这个团队用人是以道德标准为主，还是以才能为主？细观张居正的用人，他有的地方重才能，有的地方重道德。明代第三位皇帝，永乐皇帝朱棣，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，在明代十六位皇帝中，他是仅次于朱元璋的最有作为的皇帝。他当皇帝二十年，摸索出用人的经验。有一次他和内阁辅臣聊天谈到用人，对现任的六部大臣逐一评价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某某是君子中的君子，某某是小人中的小人。”这两个人当时一个是吏部尚书、一个是户部尚书。大家听了一定很纳闷：“既然是小人中的小人，为什么还要用他？”朱棣是因人而用，因事而用。吏部尚书是君子中的君子，这种人不会结党营私，不会把自己的门生、亲戚、朋友全部安排到重要岗位上，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，为国家、朝廷选拔人才，所以这个人必须是君子。可是户部是管钱的官，是财神爷。朱棣说他是小人中的小人，因为这种人为了把财税收起来，会采取非常不道德的手段。永乐皇帝的军费开支非常大，正常的财政收入根本应付不了，所以除了常规的赋税，每年还必须要有大量的额外收入来支撑军费。所以，朱棣必须找一个会给他搞钱的人。通过这个解释，大家就知道，朱棣用人不死啃教条，什么位子上用道德高尚的人，什么位子上安排不以操守为重的人，他心里有一本账。由此可见，他不但欣赏君子，而且欣赏小人。君子与小人的用人理论成了永乐皇帝的一句名言。

9．重用循吏，慎用清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