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弘法活动（1/2）

1912年，民国成立，以寄禅、太虚大师为首的改革派佛教，虽然有心振兴人间佛教回归佛陀的本怀，却是内忧外患，困难重重。内忧有江浙丛林的传统派，和一些权贵在家居士的把持势力；外患有军阀割据、寺院驻兵、地方恶霸的斗争以及庙产兴学的灾难。

为了有组织地进行佛教改革，并且抵抗外在的灾难，1912年太虚大师与在祗洹精舍的同窗好友仁山法师，在南京发起组织“佛教协进会”，在金山寺成立筹备大会。由于仁山法师发表言论过于激烈，导致发生“大闹金山”事件，双方发生冲突流血，筹组佛教会的事情也就宣告失败了。

同年，浙江天童寺敬安法师（即八指头陀寄禅）联络江浙诸山长老，与北京法源寺道阶法师，在上海静安寺发起组织“中华佛教总会”。1912年在上海留云寺举行成立大会，17省僧侣代表齐集，圆瑛、谛闲、太虚等百余人与会，公推敬安法师为总会会长，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团体。后来更名为“中国佛教会”，也就是现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前身，是全国佛教最高组织。各种佛教组织的社团，如佛学社、研究社、医学社相继成立，文化出版、教育办学，慈善济生等各种事业，将佛教带回人间。

随着“中国佛教会”成立的演变过程，也让人想起太虚大师和圆瑛法师一段金兰之交的因缘。然而，由于“中国佛教会”的成立，代表致力改革的太虚大师，和代表江浙丛林传统派的圆瑛法师，因为领导理念不同，加上两边的弟子、学生互相批评，如大醒法师在《口业集》所提，对旧僧严厉地指责，让两人从最早的“以心印心，亲同骨肉”的手足情谊，最后无奈分道扬镳。

那时，太虚大师和蒋介石交情甚笃，每次佛教遇到教难，例如中央大学邰爽秋两次提出的“庙产兴学”，威胁到佛教的生存，传统派便会邀请太虚大师共商对策，佛教界此时也显得格外团结。然而一旦灾难化除，就将太虚大师摈除在外。传统派为了巩固势力、财力，仍然反对太虚大师提出的“教理、教制、教产”的改革，障碍人间佛教的推动，不仅太虚大师新佛教一派的僧信不满的情绪高涨，就是国民政府也难以接受。

因此，1945年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蒋介石发布一个命令，请太虚大师重新组织“中国佛教会”，成立“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”。委员有太虚、章嘉、虚云、圆瑛、昌圆、全朗、李子宽等人，并指定太虚、章嘉、李子宽为常务委员。整理委员会成立以后，隔年（1946）要在焦山佛学院办理“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”，由我们的佛学导师芝峰法师负责，我也有幸参与其中。

为了佛教尽形寿献身命由于太虚大师的浙江口音和讲话声音很小，实在说，在培训期中，我也听不懂太虚大师讲话，不过他有一句话：“我们要为了佛教！我们要为了佛教！”不断地在我耳际响起。

后来有一次走在路上，无意之间和太虚大师迎面而遇，我站下来立在一旁恭敬合掌，太虚大师忽然停下脚步，看着我，说：“好，好，好。”虽然就只是这么简单的一面，但是这一个“好”字和“为了佛教”，对我一生推动人间佛教却发生了很大的力量。

可惜，太虚大师积劳成疾，1947年往生，享年58岁（一说59岁）。同年，“中国佛教会”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，各省及蒙藏地区均派代表参加选举理、监事，选出章嘉大师为理事长领导“中国佛教会”。但随着国共战事，“中佛会”随政府迁台继续运作，展开另一个新的局面。

当时东初法师也把“中国佛教会”的招牌带来台湾。由于有孙张清扬女士以一千万旧台币和李子宽居士的五百万旧台币，两人合资买下台北善导寺，作为《海潮音》及“中国佛教会驻台办事处”会所。

到了第二届理事长与理监事的改选，选出章嘉大师为理事长，常务理事九人，名单如下：章嘉、白圣、悟明、孙心源、星云、张清扬、赵恒惕、吴仲行、罗桑益西等人。当时南亭、慈航、东初等诸位长老都一一落选，我自感年纪太轻，又与负责人理念不一，决定不受此职，于是写了辞职书。许多人批评我不识抬举，不知时务。

后来“中国佛教会”改选，属于圆瑛法师一派的白圣法师，因票数超过李子宽，故而出任理事长。之后，白圣法师主持“中国佛教”四十年，并不能普遍地容纳全体佛教徒，未能振兴、团结人间佛教，实在很可惜。

因此，台湾的佛教代表，也就各凭自己对人间佛教信仰的热诚弘扬佛法了。如：李炳南的居士派、白圣法师的传戒派、印顺法师的学者派、南亭法师的讲经派、慈航法师的青年僧派，在台湾推动青年学佛运动，电台、电视弘法，传戒以及念佛会等等弘法活动，人间佛教就这样逐步地回归佛陀的本怀。

（一）青年学佛运动首先是在各大学成立佛学社团的周宣德。他对台湾佛教影响最大的，就是我请他参与佛教青年运动。因为我知道佛教需要青年，青年也需要佛教，所以在一九五三、五四年的时候，就想发起青年学佛运动。后来有了一个机缘，知道台湾大学等多所学校的青年，如王尚义、吴怡、张尚德等人，愿意来参与佛教的集会，于是我把20余位青年约在善导寺见面。

大家决议到台北县中和乡（今新北市中和区）圆通寺，郊游、参观寺院、举办活动等，人数以80人为限。会议商量过后，悟一法师就语带警告地对我说：“你下次不要再把这许多青年人带到善导寺来，为了这许多青年人，就要花去多少费用，这我们可负担不起啊！”我一听，心里一急，想到：“这怎么办？我在台北没有一个落脚处，总不能老是和青年人在路上会面啊！”

这个时候，我看到前来参与的周宣德先生，就说道：“周居士，礼拜天在中和圆通寺和青年的会见，由于那天我有特殊的事情，恐怕不能参加，拜托你领导他们好吗？”周居士一听，非常欢喜，满口应承，他说：“没问题，没问题！”后来，周宣德居士也就因此一手接办起大专青年的活动。

除此，台湾早期的大专青年学佛基金会，带动青年学佛，南亭法师也有功劳。他说动詹励吾先生把重庆南路的一栋四层楼的房子卖出，所有的收入都捐做大专青年奖学金，那就是后来的“慧炬杂志社”的前身——“慧炬学社”。

周宣德居士受到加拿大詹励吾居士资助，成立了“慧炬学社”，鼓励青年写作，结缘佛教书籍，如李恒钺居士的《向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介绍佛教》等，印行了不止数十万册，分送给青年阅读，提供奖学金，鼓励撰写心得，借此带动青年学佛。从1957年起，他在各大学都成立佛学社团，如台湾大学的晨曦学社、师范大学的中道学社、政治大学的东方文化社、中兴大学的智海学社等，成就不少佛教的人才。说来，佛教社团在大学可以这样顺利地推动，不能不感谢在大学里任教的周邦道和李炳南、周宣德、詹励吾这些老居士的协助。

营队社团带动青年学佛那个时候还是戒严时期，可以举办青年活动的只有“救国团”，我当时认识了蒋经国最信任的“救国团”执行长宋时选先生。我跟他讲，我来办禅学夏令营，他说很好啊！所以，我就在1969年，在佛光山开办了“大专青年佛学夏令营”。

为了顺利举办夏令营，委请当时在高雄“救国团”服务的张培耕，借了几面“救国团”的旗子插在佛光山的门口，我们才得以豁免当局的干涉，使得活动顺利展开。当时，“救国团”是蒋经国先生所领导的团体，有了“蒋经国”三个字为背景靠山，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？所以几支“救国团”的旗子往山门口一挂，就等于“姜太公在此”百无禁忌了。后来的佛教青年依空法师、昭慧法师、薛正直、古清美、尤惠贞等都是这一期的学员。

第二期再要举办时，本来只计划招收大专青年一百名，给予两星期的佛学教育，很意外的，报名青年竟有四十余所院校，总计六百多人，除了分成二梯次举办外，只好赶紧增加各项设备。尤其，当时正逢开山，经济拮据，也买不起寝具，张培耕就帮我向军方借了上千条毛毯；夏令营的课程中，需要外出旅行参观，没有交通工具，他又向军营借了三十辆军用卡车来搭载这许多学生，让我省下很多费用。营队结束时，已经有108位青年皈依三宝，成为正信的佛教徒。

可以说，早期台湾地区带动青年学佛的系统，除了周宣德的慧炬学社之外，就是佛光山的大专佛学夏令营、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设立的明伦社，以及莲因寺忏云法师以苦行闻名的斋戒会。那个时候，大家虽然经济都不好，可是都很热情、很卖力地在弘扬佛法，一心一意要把人间佛教带给这些青年朋友。

（二）电台、电视传播在1950年代，资讯、知识的吸收大部分来自广播电台，华严莲社的南亭法师，赵茂林居士对于推动电台广播弘法不遗余力，几十年从未间断。

当时，为了推动广播弘法，我也每天写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常常连夜加班写到天亮，分别在四个电台广播，如中广、民本、民生、云林正声广播电台，后来慈惠法师、慈容法师等人也在电台主持过节目。传播的力量，让回归佛陀本怀的人间佛教，在台湾逐步发声。

我记得，云林正声广播电台李玉小姐在做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（“佛教之声”）的节目时，有一个感人的故事。我有一个徒弟，是一位比丘尼，她很老了，已经出家几十年，见到我弘法，一定要拜我做她的师父。后来她患了癌症，面临死亡，问我怎么办？我说：“做一个出家人，你好好努力，发心为佛教，生死不要管它。”她就真的发心为佛教的广播节目募集善款，每一次五块钱，集到一千块钱，就给云林正声广播电台做广播费。可以说，没有这个罹患癌症的比丘尼，李玉的广播电台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么多年。后来，这位比丘尼也奇迹地不药而愈了。

有一句话：“假如教室像电影院。”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，因为儿童在教室里，如果遇到不善教学的老师，上起课来枯燥无味，坐在那里就如在牢狱一样辛苦。这时若有电影看，可能进步会快一些。

所以，继广播电台的弘法之后，佛光山又推动电影、电视的弘法。先是《释迦牟尼佛》在金国戏院的演出。有一位姓梁的导演，一开始就安排耶输陀罗和悉达多有些缠绵的画面，还找我做顾问，我不同意这场戏的安排，他怪我不懂戏剧、太过落伍，因此我就退出不管了。演出之后，由于电影字幕上写着原著是我的名字，引起佛教界的反弹，还到我们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务处找麻烦。

1962年，台湾第一家电视台“台湾电视公司”成立，那时候，电视台每天播出的，多数都是基督教或天主教光启社制播的节目。可怜的佛教，一直在等待的煎熬里度过。到了1979年，才有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电视节目制作人白厚元先生，以每集要价十二万，问我是否愿意在“中华电视公司”制播每周半小时的佛教节目。对我而言，这实在是天价。

但是，为了佛教的弘法传播，我咬紧牙根，好不容易制作了二十四分钟的第一个电视节目《甘露》，并且兴致勃勃地在“中央日报”刊登广告说：“1979年9月4日起，每周二晚间七时至七时三十分，将在‘中华电视台’推出由佛教制作的节目《甘露》。”

报纸刊出后，蒋夫人（宋美龄）马上下令不准播出，我找郝柏村先生、蒋纬国先生帮忙，但是，他们也无法挽回情势。我气愤地向当时的“中华电视台”总经理梁孝煌先生表示抗议，他们反对的理由是，因为节目里面有我三分钟说话。我说：“我不是在宣扬佛教，而是在宣导要正信的盂兰盆会，改良社会风气啊！”他说：“和尚不能上电视！”我奇怪地问道：“你们的电视连续剧里，不也都有和尚吗？”他竟说：“那个是假和尚，可以。”实在不得办法，只有把我讲话的三分钟去除了。

又有一次，“中央日报”记者告诉我，慈航法师的肉身不坏的消息，蒋夫人如果在台湾，也不得发表，因为蒋夫人去了美国，所以记者就大胆地全版报道。由于蒋夫人的关系，所以当时“台视”、“中视”、“华视”等对于佛教上电视都很害怕，但是为了宣传教义，我也就无所畏惧地不断争取。

像这样一季三个月的游说各台播出佛教节目，实在说，这是很不容易。因为在那个时代，哪一台的明星或节目，是不能到其他电视台演出或播出。所以，像我这样游走三台，也算是非常特别。

最后，经由名制作人周志敏小姐从中协调，终于又促成佛教第二个弘法节目《信心门》，于1980年在“中视”播出。每次收看的观众都将近两百万人，普遍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。这是因为1975年蒋中正先生逝世，蒋宋美龄女士出国，我们佛教电视弘法的生命才得以延续。

后来佛光山的电视弘法，陆续就有台视的《星云禅话》《每日一偈》《星云说喻》，“中视”的《星云说》，“华视”的《星云法语》等节目，每录一集，电视台就给我六千元。所谓三十年的风水轮流转，过去我到电视台做节目，每一集要花十二万，现在换成电视台每一集给我六千元，可见大家对佛教的肯定和接受了。

此外，我写的长篇小说《玉琳国师》，没想到初试啼声，即蒙受读者欢迎。后来，多次改编成剧本，录制成广播剧在电台播放，拍摄成电影在剧院演出。其中，以二十年前由勾峰先生改编制作的电视连续剧《再世情缘》最为轰动，连海外地区都争相播放。

想起过去，台湾的电视台每天下午都会播出一小时的京剧节目，但我感到，京剧里的唱腔，光是两个字拉得那么长，一句话也要唱得那么久，实在引不起观众的兴趣。其实，我们也不懂唱腔、曲韵，总觉得京剧要改良，听戏的人才会更多。

说来，佛教也和戏剧的命运相同，假如不图改变，因为保守，没有通俗化、大众化，就没有人听，也没有人讲，没有人学佛，没有人信佛了。

（三）传戒过去，日本统治下的“台湾”佛教，并没有出家戒律。所谓“戒住则僧住，僧住则法住”，僧住就要传戒。真正发起传戒，是在1952年台南关仔岭的大仙寺想要传授三坛大戒，白圣法师得到这个机会，就和政府交涉，由“中国佛教会”主导来传戒。

这一次传戒，由开参法师任得戒阿阇黎、智光法师任说戒和尚、太沧法师任羯摩和尚及道源法师任教授和尚，有证莲、南亭、慧峰、煮云等法师任尊证师。白圣法师任开堂、戒德法师任陪堂。由于南亭法师有事，临时不能前往，就由我代理，所以，在台湾佛教第一次传授三坛大戒的堂上十师当中，我也跻身其中，留下一张照片纪念。

当时“中国佛教会”规定，一寺一年传一戒，轮流举办。所以，狮头山元光寺、台北十普寺、基隆月眉山灵泉寺、台北观音山凌云寺、台中宝觉寺等都陆续举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