§清廷重视藏区问题，但晚了一点（1/2）

到了光绪年间，危机重重的大清国回光返照，那因循怠惰成为习惯的官僚系统中，出现了一些心忧国运，殚精竭虑，希图有所作为的地方大员。

新上任的四川总督丁宝桢便是其中一位。

丁宝桢就任四川总督后，充分注意到无论是噶厦政府直辖的西藏，还是川属土司地面，无论地理还是文化，都是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。西藏面临危机，四川也不得安定，所以到任不久便上奏说，“川省与藏卫唇齿相依，不能稍分畛域”。因此，西藏和川藏问题，“实与海防相为表里”，“颇有更重于海疆者”。

有此认识，丁宝桢上任伊始便下手整顿川属各土司事务。那时川属各土司地界，战乱频繁，究其祸源，从来就是各土司势力此消彼长时，互相争夺地盘，并不是后来基于国家民族层面的清晰诉求而实施反抗。为消弭此种冲突，丁宝桢派员会同各土司勘定边界，立碑标记。光绪十年，丁宝桢有一折上奏，就是为勘定边界有功的官员请赏：“瞻对、里塘划界立案，请将出力道员丁士彬等奖励。”

多年来，我频繁出入当年的各土司地面，曾寻访过何处有无当年标出各土司边界的石碑或碑文，都不可得。不想，今年去新龙访瞻对旧事时路过甘孜县，即当年的霍尔五土司地面，县里领导请我吃四川火锅，并请了地方志办公室主

任和文化局长作陪，饭间自然聊起土司时代旧事。文化局长说，前些年他们局新修宿舍，于院中挖出石碑一通，请成都大学的博士看过，说是土司间的界碑。我大为兴奋，马上提出要看此碑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便被引到县文化局。在一个单元门里，楼梯拐角下，那石碑横着靠在墙边。拂去尘土，上面碑文清晰可见。当即伏在地上读过，正是当年丁宝桢主政四川时，勘定各土司边界时所立界碑。

我问他们得到此碑的经过。说是20世纪50年代，县文化馆的人在新龙与甘孜交界处的山梁上发现，便移到山下，存放在文化馆。“*****”时期，有人把石碑无字的一面刻上***语录，立在院中，后来荒草蔓生，人事更迭，这石碑再无人过问，倒下后埋在土中多年，前些年修建楼房，才又重见天日。

石碑上文字申明，此次“划清界址，分立界碑”，“如有彼此越界滋事，即惟所辖之番官、土司是问，以息纷争”。

因此知道，丁宝桢任内勘定各土司边界，以防纷争不是虚文。

丁宝桢任上，还在四川设立机器局，制造新式枪炮，并以西洋方法编组与训练新军。英国人从缅甸进入云南，从哲孟雄威胁西藏时，他便调派新练成的军队三千人进驻里塘、巴塘。在这个位置上，南下可以攻防云南，西进可以驰援西藏。丁宝桢自信这样的军队，只要朝廷

一声令下，“足成一战，不致甘心让人”。

可惜天不假年，疾病缠身的丁宝桢力渐不支。史载，病逝之前，他还写成《叩谢天恩遗折》，其中念念不忘的还是西南边疆，“英人俄人又均有入藏之议，将来必肇兵端”。他认为，不久的将来，和英人在西藏必有一战，因为“外洋和约，万不足恃”。最后，他还恳请清政府千万不要裁撤四川等地编练的新式军队，制造新式枪炮、壮大武备的机器局也要继续开办。

后人感叹，这样的能臣天不假年，“后任庸碌之辈，无一能逮其志者。非独西藏之不幸，亦中国之大不幸也”。

其实，清廷“大局已败，大厦将倾”，纵有一二能臣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了。

文硕和前任一味压制藏方向外敌妥协不同，他一到任，就积极支持噶厦政府备战。京城里因此下旨斥责他“不识大局”，命令他“现在总以撤卡为第一要义”。从实际情形上讲，清中央政府的说法也不无道理，**想以一己之力抗御英国人，勇气可嘉，但真正打起来，“强弱殊势”，唯一的结局就是失败。那时再丧土失地，“将来难于转圜”。不是不想打，而是打不过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