§进退失据，在瞻对，也在西藏（1/2）

鹿传霖去职，清廷再次把清军收复的瞻对“一律赏给**喇嘛收受，毋庸改土归流”。当然也要做足官样文章，下旨说：“**喇嘛当仰体朝廷覆冒之仁，知感知畏，力图自新，即著慎选番官，严加约束，毋得再有酷虐瞻民侵扰邻境情事，至干罪戾。”

这也难免太一厢情愿，自作多情了。尤其要求噶厦政府“力图自新”，更是可笑之至。自己放弃改土归流，就不是力图自新之举，怎么可能以此来要求更为保守以自固的噶厦政府？

失去瞻对，对清廷来说，也许不过是一个小妥协，但对噶厦政府来说，却是一个大胜利。须知噶厦并不是一个世俗政权，其最高领导同时是所有信奉****，特别是信奉****格鲁派的藏区人民的最高宗教领袖。即便在九至十二世**没有机会亲政的情形下，也都是由这一教派的著名**出任摄政王，所代表的也是**喇嘛这个最高宗教领袖。所以，长期以来，噶厦政府一方面在行政上管理西藏事务，一方面通过其宗教上的巨大控制力，特别是通过各个寺院系统，长期对西藏之外的藏区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。在川属藏区土司地界，这个影响力也同样是日渐扩大的，以致渐渐发展到一些有影响的格鲁派寺院，插手当地政治经济事务，从而完全改变了地**治格局。这种情势的形成，与清初以来便一力扶持****格鲁派势力的政策有很大关系。乾隆年间，两征大小金川胜利后，行政上废除了土司制，宗教上废禁当地流行的本教，强令当地本教寺院一律改宗****。大金川土司家庙雍忠拉顶就被强制改为格鲁派寺院，寺院历任堪布都由格

鲁派中心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派遣而来。在与瞻对相邻的霍尔土司地面和打箭炉附近地区，明末清初便逐步建立起属于格鲁派的十三个寺院。这些寺院中的灵雀寺、寿宁寺、大金寺后来都发展成为拥有数千僧人的超大寺院。发展到后来，这些寺院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都远超于当地土司。这样的情形，也发生在瞻对南边的里塘与巴塘地方。分处于这两地的长青春科尔寺、丁林寺等也都是这种情况。清末，国势衰微，庸官当道，有治世抱负的大臣屡被革斥。那些传承了十代、十几代的各土司家族也日益衰微，寺院势力更加膨胀。

这些寺院和那些互相孤立的土司不同，他们是一个严密的系统，中枢在西藏拉萨，此时的中枢首脑就是第十三世**喇嘛。

这个寺院系统与土司势力的此消彼长，使得川边藏区发生的事情再也不像过去只是孤立的事件。

其实，清廷这种妥协也并非真的顾念体恤西藏，只是国势衰弱，腐败无度的官僚体系中各级大员因循守旧，不愿也不能有所作为的一个结果。对内妥协如此，对外关系中，其妥协的程度就更加荒唐了。

公元1888年，光绪十四年，英军入侵西藏。西藏军民同仇敌忾，严守隆吐山边防，清廷并不顾念西藏军民捍卫领土的强烈决心与情感，“体恤西藏”，予以军事上的支援，反而百般阻挠，并将同情并支持噶厦政府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解职。藏军守卫隆吐山兵败，结果自然是向入侵者妥协，签订更加符合英人意图与利益的《中英会议藏印条约》。

这个条约中，就有关于划定西藏与哲孟雄边界的条款。但英国人自己并不打算遵守。

1902年，英国驻

哲孟雄行政长官怀特，即率英军再次入侵西藏。在甲冈地方拆毁定界石堆，驱逐守界藏兵。

次年底，荣赫鹏上校率英军偷越边界山口，进驻西藏境内仁进岗，继而又占领帕里，驻兵于宗政府中。并将噶厦政府的交涉官员无理扣留。帕里当地百姓，激于义愤，闯入宗政府，救出交涉官员。英军立即向藏族民众开枪开炮。此时的驻藏大臣，却严禁清军参与战斗。更有甚者，一位清军军官，竟收受英国人的金钱贿赂，向英军泄露藏军的布防情况。

1904年，英军继续在西藏境内挺进，藏军以原始武器对抗用大炮和机关枪武装的英军，先败于曲米新古，伤亡七百余人。再败于骨鲁，又伤亡七百余人。藏族军民的英勇抵抗，连英军中也有人在致朋友的信中说，“我佩服他们的勇敢和豪放，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而认为我是亲西藏的”。

在此严峻情形下，清廷对西藏军民却并未有“顾恤”。驻藏大臣有泰在对荣赫鹏的照会中说：“查前藏代本，不遵约束，竟在骨鲁地面，始祸称戈，大国之威，败其徒众，咎由自取。”

有泰在向清廷报告时，说得更加露骨：“倘番众果再大败，则此事即有转机。”也就是说，只有让藏军再经历大败，他们才肯跟英国人谈判，“譬如釜底抽薪，不能从吾号令也”。为了让**听从他的号令，不但不派驻藏清兵助战，还要“釜底抽薪”，迫使就范。

西藏军民继续拒战英军，因武器装备落后，官兵缺乏训练，再败于康马地方，牺牲三百余人。

藏方集聚藏军和各地民兵万余人，节节血战抵抗，于1904年展开江孜保卫战，再次兵败后，西藏门户洞开，英军直入拉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