§进退失据,在瞻对,也在西藏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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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传霖去职,清廷再次把清军收复的瞻对“一律赏给**喇嘛收受,毋庸改土归流”。当然也要做足官样文章,下旨说:“**喇嘛当仰体朝廷覆冒之仁,知感知畏,力图自新,即著慎选番官,严加约束,毋得再有酷虐瞻民侵扰邻境情事,至干罪戾。”
这也难免太一厢情愿,自作多情了。尤其要求噶厦政府“力图自新”,更是可笑之至。自己放弃改土归流,就不是力图自新之举,怎么可能以此来要求更为保守以自固的噶厦政府?
失去瞻对,对清廷来说,也许不过是一个小妥协,但对噶厦政府来说,却是一个大胜利。须知噶厦并不是一个世俗政权,其最高领导同时是所有信奉****,特别是信奉****格鲁派的藏区人民的最高宗教领袖。即便在九至十二世**没有机会亲政的情形下,也都是由这一教派的著名**出任摄政王,所代表的也是**喇嘛这个最高宗教领袖。所以,长期以来,噶厦政府一方面在行政上管理西藏事务,一方面通过其宗教上的巨大控制力,特别是通过各个寺院系统,长期对西藏之外的藏区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。在川属藏区土司地界,这个影响力也同样是日渐扩大的,以致渐渐发展到一些有影响的格鲁派寺院,插手当地政治经济事务,从而完全改变了地**治格局。这种情势的形成,与清初以来便一力扶持****格鲁派势力的政策有很大关系。乾隆年间,两征大小金川胜利后,行政上废除了土司制,宗教上废禁当地流行的本教,强令当地本教寺院一律改宗****。大金川土司家庙雍忠拉顶就被强制改为格鲁派寺院,寺院历任堪布都由格
鲁派中心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派遣而来。在与瞻对相邻的霍尔土司地面和打箭炉附近地区,明末清初便逐步建立起属于格鲁派的十三个寺院。这些寺院中的灵雀寺、寿宁寺、大金寺后来都发展成为拥有数千僧人的超大寺院。发展到后来,这些寺院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都远超于当地土司。这样的情形,也发生在瞻对南边的里塘与巴塘地方。分处于这两地的长青春科尔寺、丁林寺等也都是这种情况。清末,国势衰微,庸官当道,有治世抱负的大臣屡被革斥。那些传承了十代、十几代的各土司家族也日益衰微,寺院势力更加膨胀。
这些寺院和那些互相孤立的土司不同,他们是一个严密的系统,中枢在西藏拉萨,此时的中枢首脑就是第十三世**喇嘛。
这个寺院系统与土司势力的此消彼长,使得川边藏区发生的事情再也不像过去只是孤立的事件。
其实,清廷这种妥协也并非真的顾念体恤西藏,只是国势衰弱,腐败无度的官僚体系中各级大员因循守旧,不愿也不能有所作为的一个结果。对内妥协如此,对外关系中,其妥协的程度就更加荒唐了。
公元1888年,光绪十四年,英军入侵西藏。西藏军民同仇敌忾,严守隆吐山边防,清廷并不顾念西藏军民捍卫领土的强烈决心与情感,“体恤西藏”,予以军事上的支援,反而百般阻挠,并将同情并支持噶厦政府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解职。藏军守卫隆吐山兵败,结果自然是向入侵者妥协,签订更加符合英人意图与利益的《中英会议藏印条约》。
这个条约中,就有关于划定西藏与哲孟雄边界的条款。但英国人自己并不打算遵守。
1902年,英国驻
哲孟雄行政长官怀特,即率英军再次入侵西藏。在甲冈地方拆毁定界石堆,驱逐守界藏兵。
次年底,荣赫鹏上校率英军偷越边界山口,进驻西藏境内仁进岗,继而又占领帕里,驻兵于宗政府中。并将噶厦政府的交涉官员无理扣留。帕里当地百姓,激于义愤,闯入宗政府,救出交涉官员。英军立即向藏族民众开枪开炮。此时的驻藏大臣,却严禁清军参与战斗。更有甚者,一位清军军官,竟收受英国人的金钱贿赂,向英军泄露藏军的布防情况。
1904年,英军继续在西藏境内挺进,藏军以原始武器对抗用大炮和机关枪武装的英军,先败于曲米新古,伤亡七百余人。再败于骨鲁,又伤亡七百余人。藏族军民的英勇抵抗,连英军中也有人在致朋友的信中说,“我佩服他们的勇敢和豪放,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而认为我是亲西藏的”。
在此严峻情形下,清廷对西藏军民却并未有“顾恤”。驻藏大臣有泰在对荣赫鹏的照会中说:“查前藏代本,不遵约束,竟在骨鲁地面,始祸称戈,大国之威,败其徒众,咎由自取。”
有泰在向清廷报告时,说得更加露骨:“倘番众果再大败,则此事即有转机。”也就是说,只有让藏军再经历大败,他们才肯跟英国人谈判,“譬如釜底抽薪,不能从吾号令也”。为了让**听从他的号令,不但不派驻藏清兵助战,还要“釜底抽薪”,迫使就范。
西藏军民继续拒战英军,因武器装备落后,官兵缺乏训练,再败于康马地方,牺牲三百余人。
藏方集聚藏军和各地民兵万余人,节节血战抵抗,于1904年展开江孜保卫战,再次兵败后,西藏门户洞开,英军直入拉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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